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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診當天，情況之混亂。
雖說名為「轉診」，但迴龍醫院拒絕進行轉診的相關程序，包括知會轉入醫院、安排病床、開立轉診單等等。因此，事實上呂阿伯是辦理出院，再自行到榮總就醫，頻添許多波折。
我們的成員有極度虛弱的呂德昌，掛著尿袋，腳上打著石膏。一位不停碎念愛下指導棋的看護阿姨，還有她打包的五大袋行李，而宛蓉則是先到榮總幫忙看門診情況，安排推床。
呂德昌的抗爭意識卻在此時不合時宜地跑出來：「怎麼不可能，妳去講，這是醫院的責任，本來就該派人幫忙上下救護車，到時候要搬來搬去，我們自己怎麼可以！」他直拗地要爭取該有的權益。
拗不過呂阿伯，只能硬頭皮照他的吩咐做，不出所料，鄭淑梅以人手不夠而回絕。我並不意外，但要求她親自對呂德昌回覆; 指導員在院民面前總是一副和氣、關愛的模樣，但私底下做的卻又是另一種樣貌，我只希望這些負面的、拒絕的言語別再透過我去傳達。
鄭淑梅死都不肯，藉口很忙沒有時間，但辦公室離病房不過三分鐘路程。於是，我請她打電話上去，她堅持拒絕，提高分貝酸意十足地說：「妳去跟呂德昌說就好阿，不是妳要幫他轉診嗎？呂德昌不是最聽妳的話嗎？」
我拿出手機要她跟呂阿伯直接對話，她轉向桌上撥打院內的分機，病房裡的電話被看護阿姨接起，鄭淑梅對著看護阿姨解釋無法派人，我一把將電話搶走請看護阿姨把電話轉給呂德昌，並對鄭說：「是請妳跟呂德昌本人講，不是看護。」從被迫與呂阿伯對話起，直到我轉身離開之間，鄭淑梅的眼睛始終惡狠很的瞪著我。
我視她為陰曹地府的小人，她則視我為呂德昌身旁的奸臣吧。
開救護車的司機是在院內服務已久的職員，不知何故地處處找碴又擺臉色，從搬動呂德昌的過程、救護車停靠的位置，他總是火氣十足的對我咆哮，甚至大罵：「妳腦袋有問題是不是！」我不過是請他將車子從榮總的中正大樓開到第一門診罷了。
我始終不明白，為何在轉診的過程中必須忍受院方無理而粗暴的對待，這些並非衝著呂阿伯，而是針對我們這些「外來者」---在院方眼中為呂決策離開迴龍的外來者。
抵達榮總後，千辛萬苦把呂德昌從擔架上搬到輪椅，宛蓉拎著看護阿姨大包小包的行李，跌跌撞撞穿梭在擁擠的醫院中，好不容易進到診間，黃醫生說：「以呂伯伯現在的狀況要立刻住院喔。」但黃醫生的床位已滿，她將我們安排進急診處等床位。
無奈，急診的狀況更慘。原本以為進急診能讓呂阿伯換上推床，暫時舒服些，沒想到急診處呈現大爆滿的狀態，一床難求，醫護人員說：「急診推床都用光了，你們前面有二十幾個人在等推床。」做基本檢查時，瑣瑣碎碎的小狀況陸續地出現擾人，先是呂德昌抽不到血（這很常見，他又瘦又黑，血管細小易破）或是清尿袋的時後不小心灑滿一地，接著是看護阿姨用垃圾袋打包的行李破了，裡頭的水果壓的又爛又黏。這都不是大事，但卻小的令人抓狂。
急診醫生說呂阿伯的Ammonia過高，要求他立刻吃藥瀉肚子。我在迴龍醫院對此苦苦爭執七天，沒有下文; 而在榮總急診處，半小時內得到主動的診療。
呂德昌被搬動無數次後，終於可以安靜下來。我們找到一個小角落安置行囊，將行李袋疊高讓呂阿伯放腳，再找枕頭放在輪椅後讓他靠背，這些試圖減輕不適的小動作對他來說只是杯水車薪。他疲倦著想閉上眼睛，但坐著輪椅，腳上又挺直一根石膏棒，怎樣都無法歇息; 我看著他眼皮忍不住往下掉，又因姿勢不良倏地張開，這樣的過程頻繁地反覆，心裡焦慮的不知如何是好。小廢怕我承受不住壓力而臨時把飛機取消留在醫院陪著我們，雖說心中早已演算過大概的情況，沒想到在現場後是這麼令人崩潰。
等候的過程中只能從接電話、打電話宣洩焦慮，期待出現外援拯救呂德昌那副虛弱的德行，馨文在外頭也非常焦慮，只能一直發信，不停發信，把狀況告訴大家。於是，湧入了很多電話，大家打來問最新的消息，試圖想辦法幫忙。
時間一分一秒過去，呂德昌已經硬撐著將近六小時，我無法決定到底該在何時棄守設下停損點，他是絕不可能在這樣的狀況中過夜。此時，田委員的助理打電話來：「今天是沒辦法了，急診狀況很糟，病房也很滿，我已經請醫生改開住院通知，你們還是先帶呂伯伯回樂生等床。要有心理準備，床位會等上好幾天。」
聽到這個消息心裡感到非常無助，但又小小慶幸呂德昌能暫時解脫折騰。於是，我聯絡迴龍的救護車來接，過程中又被凶神惡煞的刁難一番，再向急診處辦理出院時，醫生卻說：「他現在狀況不穩定，我不建議你們出院，堅持的話，要簽自願離院書。」
就在掙扎的當口，馨文已經將我們要回樂生的消息發出去了，先是詠光打來，她說要問在台中當醫生的爸媽有沒有辦法，接著，是阿烈打來，他說要請當醫生的哥哥拜託朋友收住院，每個人傾力動用各種資源、管道想打開榮總床位的大門，一鼓作氣將呂德昌送進安全有光的庇護所，我說：「那要快，等院區的救護車抵達就無可轉圜了。」
與時間競爭的賽程中，院方的車早三十秒鐘開進急診處，阿烈的電話隨後響起：「床位滿了，你們上車吧。」救護車在下班車潮中顛簸的往迴龍前進，經過一整天的交戰煎熬，迴龍醫院聳立於坡上的招牌在暮色中顯的更加陰沈。
轉診同天，小吹的投書見報，裡頭除了談樂生裂縫問題，也提到呂德昌的醫療狀況，院方在被小爆料後態度出現明顯的轉變。回到樂生已經是七點多鐘，院長難得的晚下班，跑到呂德昌床前殷勤問候，還帶主治「肝膽腸胃科」的醫生前來，吩咐千萬要細心照顧，不可怠慢; 晚上，恰巧日本律師團抵台，邀請自救會院民一同餐緒，昌人和馨文在吃飯時向日本律師告洋狀，報告院內慘不忍睹的醫療照護，日本律師團因此特地到院區探望呂德昌。
過去幾個月被當作垃圾丟棄在迴龍醫院的他，突然間受到各方的關注與重視，這個轉變讓呂德昌樂不可支，他再也不用孤軍奮戰了。且呂天生帶點虛榮心，雖說他勇於挑戰權威、體制，但當達官貴人放軟姿態好言關照，賣賣人情，他也是會笑笑的收下來，不過這只限於「個人私事」，若是關係著「集體、群眾」的政治，他是怎麼也不會讓步。
大家運用各種人脈、壓力催促榮總的床位，出奇幸運的，隔天下午便收到住院通知。當呂德昌住進榮總病房時，我跟馨文說：「好像把他從噴火龍的城堡中救出來了。」馨文說：「那呂德昌就是我們的小公主，終於闖關成功了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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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榮總之後的那幾天，呂德昌精神突然進步許多，不知道是心裡作用，還是Ammonia被控制的緣故，每天都有說有笑; 而在迴龍醫院莫名被貼了一個月的嗎啡貼片也從未再使用。
陸續做完檢查後，主治大夫說：「周邊有再發出幾顆小腫瘤，過幾天幫他安排栓塞。」大夫看起來泰然自若，沒有要交代大事的模樣，我尚未從癌末的煙幕中全然甦醒，如此平靜的狀態反倒有點語塞，一時間不知道該問什麼; 氣氛這麼輕鬆，若我問：「他是末期嗎？還有多久可活？」這樣就過於白目了。
我問呂：「你還要再給醫生做栓塞嗎？」呂說：「再給他做，沒關係。」
即便這次做得很順利，但術後不免會發燒、畏寒，也需要時間恢復體力。治療後那幾天，我看他的模樣很是心疼，只能握著他的手，像哄孩子般說：「你辛苦了，真的好勇敢呦。」可是不論何時，呂德昌總說：「沒關係，沒有事情。」
呂德昌住進榮總第一天晚上，鄭淑梅便跑來探望，談話的過程裡，呂德昌還是相當和氣，感謝她路途這麼遠，第一時間就趕來了。鄭淑梅走後，我問呂：「這個女人這麼假，我都快吐了，你還跟她這麼親熱。」呂德昌說：「這些做政治的人都是這樣的，習慣了。面前跟你說一套，私底下給你胡亂來，拿這些是沒有辦法的。事情都他們在管，能怎樣。」
都是這樣的。院民對內敢向院長破口大罵，幹礁院長的不是;幾年抗爭下來，對外頭的反對意識也很清楚，唯獨對指導員，他們是噤口的，溫良的，不論真心或假意，每個人都盡量與指導員維持友好的關係。
早期樂生院指導員的故事，大家聽的多了，個個兇神惡煞，買東西要抽油水，外出工作也要抽油水，過年過節便跟院民勒索紅包，一不高興拿起棍丈毆打院民是家常便飯。指導員總管院民生活的大小事，這個行政體系成為院民對外直接遇見的首道關卡，指導員這關能過，後面便是關關過; 若讓指導員不爽快，那就事事難。
到了今日，指導員顯然「進步」很多，院民和指導員間的關係也轉換成另一種巧妙的平衡。現今指導員講究的是雙面技巧，在院民面前的小恩小惠做得很足夠，私底下卻是另外一回事。老人家在院內若沒有其他支援系統，事事便要仰賴指導員，比如說寄信、存款領錢、請領補助、申請外籍看護、掛號看醫生、住院請看護、遷戶口….族繁不及備載的事都可能跟指導員有關。
大多院民雖說自主性很高，但只要有「對外性」、「文書性」的事，通常是做不來的。有些人會拜託手腳好，對外界熟悉的院民做; 若朋友群中沒有這類人，就只剩指導員可依靠，每位院民和指導員的關係深淺不一，有些每日打照面，有些鮮少往來，但總難保有一天有拜託他們的時後，於是，與指導員笑臉相待絕對錯不了。
另外，院內許多行政程序也必須透過指導員才能啟動，譬如說：院民在急難時不能自己叫救護車，必須透過指導員簽派車單，此外，醫院提供的物品壞了，也必須由指導員核可後，才能報請採購組申請，這件事，我曾有過一次接觸：
富子阿姨是首波從台南舍被迫遷的院民，後來住在鐵皮蓋的組合屋裡，組合屋冬寒冽夏酷熱，沒有冷氣是過不去的。某年八月進到她屋內，發現冷氣壞了，整間屋子像大烤箱，我氣的問她：「怎麼不找人修，是要熱死嗎？」富子阿姨生性謹慎圓滑，不與人結怨，原來她是顧忌著自己一家子人多佔兩間房，怕被說佔便宜，冷氣壞了想說忍忍就算，以免惹人閒話，最終的擔心是怕院方要她把房子清出來。
我說這些擔憂都是多餘的，現在組合屋的空房這麼多，沒道理要妳清，更何況這和冷氣故障是兩碼子事。好說歹說下，她才稍稍免去這層顧忌，但她始終對於處理這件事躊躇不前，我實在害怕她被熱死在屋裡，主動問她要不要幫忙，富子阿姨說：「那妳去講，不過，不能太兇。」
當時我對院民之於指導員的理解並不太深，只覺得這些人虛情假意，抗爭拆遷時總熱衷於離間院民和學生的立場，不入流的小動作很惹人厭。那時管理組合屋的指導員是席晶晶，他說：「那是總務的事，不關我指導員，不能找我處理。」總務室又說：「指導員要先寫申請書，他們才能向上報。」皮球踢過來踢過去，無限迴圈的鬼打牆，後來只能與席晶晶大吵一架（完全忘記富子阿姨的交代…..），威脅他萬一熱出人命，他就脫不了關係，如此才爭到一台冷氣。
事後，富子阿姨跟我說：「席晶晶說冷氣他都申請好了，還說妳好兇，兇的要命。」我把經過跟富子阿姨講，她也不驚訝，只說：「席晶晶那天倒是很親熱，還說很擔心我中暑。」接著又道：「他們嘴巴很會兩邊講，沒什麼事情我是不希望跟指導員有往來，就是這樣。」那陣子，許多院民都調侃我幫富子阿姨吵架吵到一台冷氣，想必是席晶晶到處散佈我的罪狀了。
於是，即便呂德昌遇上這種攸關生死的亂子，院民（包括呂德昌自己）的反應也是很冷靜的，一來，生死話題引不起院民的興趣，二來，關係著指導員，話又不能再多說了。
在自救會上報告呂德昌的事之後，富子阿姨特地把我叫進房裡：「妳做這些事，副會長知不知道？」我答：「知道啊，事情不是我決定的，是他自己說要轉去榮總。」富子阿姨很擔心我傳著指導員的罪過，最後被院方反咬一口，叮嚀著：「別衝過頭，小心不落話柄，事情用副會長的名義做，別讓人以為是妳的主意。」
富子阿姨憂心的囑咐，讓我不僅想著，院民之於指導員的依賴關係所產生的張力玄妙，身為外來者，又能拿捏到幾分？或許，這隱然成為樂生院裡的潛規則，標示著外賓止步的界線牌。
呂德昌歷經這些過程後，反倒變的有點孩子性，依賴感變強了，現金、證件淨往我身上塞，和院方的交涉也推給我做，一回我說：「你自己去跟鄭淑梅講，她老愛找我麻煩。」呂德昌咕噥著：「事情就是給他們搞到變這樣，這些人亂來，我才不給他們管。」
我暗嘆，你連存摺簿都在鄭淑梅手中，看護費的結算也得對她經手，只要還活有一口氣在，院民和指導員的臍帶關係就斷不了。呂德昌心裡也是明白，只是嘴上耍耍脾氣罷了。
（待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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